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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2022年12月18日刊发题为《弗朗西斯·福山隐秘的后现代激进主义》的文章，作者是北马其顿富布赖特学者布莱克·史密斯。全文摘编如下：
在出版的最新著作《自由主义及其招致的不满》中，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优点”必须得到“清晰的阐述与赞美”。这样的要求令人感到好奇。30多年来，福山一直是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一再以各种各样的文字阐明这样一点，即自由民主是现有的最佳治理形式。
美政客不信任“民主进程”
福山在这本书中让自己以倡导者而不是学者或哲学家的形象示人。在他看来，通过为某种政治体制唱赞歌来影响舆论不仅是合理、可以公开承认的目标，也是他因为其他政治思想家和活动人士抛弃这一目标而对他们提出批评的地方。
他责怪美国的保守派和进步派都越来越不信任“民主进程”，也就是说，通过话语来影响舆论。双方似乎都没有能力或兴趣去尝试达成拥有“广泛社会共识”的议程版本，从而利用传统民主手段——针对普通民众需求并得到政治行动证明的有感染力的言辞——来迎合大多数同胞的物质利益和价值观。
这似乎让福山不仅感到遗憾，而且可怕地回想起导致苏联解体的政治僵局。他在1989年的文章《答复我的批评者》中提出，苏联在当时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正在见证社会秩序的全面崩塌和精英“道德权威”的丧失，这首先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政治体制失去信心。如果认为福山说这番话是在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对手的倒台幸灾乐祸，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他当时而且如今依然在担心的是，如果精英和普通民众失去对历史朝着胜利方向迈进所抱有的希望，而且如果知识分子不去承担证明这种希望正确的使命，那么美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
“现代思想僵局”难突破
正如服从性和优越性取得的平衡所表明的，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民主的阶段，现代思想却陷入僵局，无法对最顺应人们内心深处欲望的治理形式形成理性的辩护。
福山的结论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预见的这种“现代思想僵局”无法被他们在当代的任何一个后人所突破。自由民主虽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却没有哪个有学识的捍卫者能够让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与诋毁者相信，的确存在一种可以作为不同政治体制之间比较基础的超越历史的人性。福山认为，支持者所能采取的最佳行动就是寄希望于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事情会继续一如既往地呈现”，朝着有利于自由民主稳定的方向发展。
换句话说，关于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观点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信念，是反复灌输给无法克服“现代思想僵局”、无法理解人性中的普遍性与政治维度的人的。它不是真的如此，而是出于非理性原因抱持的一种信念，引导抱持这种信念的人以理性的方式行动。既然自由民主不能基于人们对人性的理解，那么它就必须基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建立在一套足够真实、看上去可信的信念基础上，那就是历史会像人们一直以来所经历的那样以进步的方式逐渐展开。
令人不安的是，这意味着美国的政治体制要取决于美国右翼和左翼都在抛弃的福山口中的“民主进程”，或者换句话说，依靠形成“共识”的可能性。
呼吁国家认同收效甚微
福山与新保守主义运动决裂，而此前他被认为属于这一阵营。他还开始了政治上的蜕变，这似乎让他无法触及对他的具体建议和广泛世界观持认同态度的决策者。
他提醒说，美国的政治已经变得如此势不两立、如此反民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人越来越无法通过共同的国家身份来确保人类对“尊严”的基本需求。
福山要求右翼和左翼的文化斗士都要保持适度，并呼吁形成一种爱国伦理，承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是私人生活及公共生活领域的宽容度、多元化及舒适度的必要前提。这些呼吁一直收效甚微，就像他此前就伊拉克战争发出的警告。
福山认为，美国公民需要将本国政治体制视为承载着要生存下去这一历史目标的载体，而美国领导人反过来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论和政策让公民有充分的理由去树立这样的信心。但是，要让自由民主长久存在下去，人们还需要另一种信心，要相信言论创造的可能。
也就是说，人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心仰仗对民主言论抱有的更基本的信心，这种讲话模式正是福山哀叹当今美国政坛奇缺的东西。他感到遗憾的是，政客们放弃了这样的做法，转而迎合激进的民意基础，而不是去达成可能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共识”。然而，福山自己的言论现在似乎没有特定的听众。自由民主陷入的困境被理解为越来越不信任政治言论所创造的可能，不管新闻标题说得多么让人欣慰，这种困境都是极其糟糕的，而福山在这个问题上尽管貌似乐观，却还是告诫说，可能要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人们对历史的信心，进而还有对他们的治理形式的信心。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俄罗斯报》1月10日刊发题为《苏联伯爵：140年前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诞生》的文章，作者为俄罗斯作家、文学评论家帕维尔·巴辛斯基。全文摘编如下：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拥有高超的艺术天分，同时又能在任何一种政治形势中左右逢源。我们和他的传记作者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就“红色伯爵”的复杂性格做了交流。2008年，瓦尔拉莫夫为“优秀人物”系列丛书撰写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传记面世，并因此获得“巨著奖”。俄罗斯最大的出版商之一AST出版社计划今年2月再版这部传记。
经历波折终获伯爵身份
帕维尔·巴辛斯基问：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姓氏和爵位对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文学事业及其个人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若以阿列克谢·博斯特罗姆的身份进军文坛，且没有伯爵尊号，将有天壤之别。那他事实上究竟是谁：是博斯特罗姆，还是托尔斯泰？是伯爵的后代，还是萨马拉州一个普通地主的儿子？
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答：姓氏和爵位决定了他的命运——这是事实。但他从未用过博斯特罗姆这个姓，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没有任何证件。他不过是伏尔加河左岸草原上一个偏僻庄园里长大的男孩，有趣又可爱，和男孩们一起玩耍，在庄园里为他的父母打打下手，对这个家庭的戏剧性过往和他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正值青春期，他突然发现自己是伯爵，而且不仅仅是伯爵，还是托尔斯泰伯爵！之所以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母亲终于开始关心儿子的学习问题，为他备齐证明送去学校读书。在此之前，他有家庭教师。这一切立刻变样了。
问：在沙皇俄国，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应该受洗，并领取相关证件，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出生证，那里标明母亲和父亲的名字。未来的托尔斯泰伯爵的母亲是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夫娜，娘家姓是屠格涅娃，是十二月党人尼古拉·屠格涅夫的侄孙女。她嫁给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托尔斯泰伯爵，但又离开了他，看来她的丈夫不太讨人喜欢。她逃到萨马拉地主阿列克谢·阿波洛诺维奇·博斯特罗姆身边，与他同居时生下阿列克谢，并冠以新丈夫之名。那么官方认为这个出生的男孩是谁呢？是博斯特罗姆家的吗？那他怎么会在长大后突然变成托尔斯泰？
答：出生证明上登记的就是托尔斯泰，但仅凭这份文件无法进入中学读书，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贵族需要一张贵族证书，而这需要贵族议会的同意和伯爵本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托尔斯泰的同意。母亲不愿与前夫交流，决定就用托尔斯泰这个姓氏，不要伯爵爵位。然而，这行不通：在沙皇俄国，如果你是托尔斯泰，那你肯定是伯爵。一切又都落在亲生父亲身上。他对妻子的抛弃耿耿于怀，不愿认他的儿子。既然亲生父亲拒绝了，母亲就想用博斯特罗姆的姓氏登记。但阿列克谢·阿波洛诺维奇并不是贵族，而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夫娜认为她的儿子还是做伯爵更好。估计他本人也是这么想的。根据作家马克·阿尔达诺夫的回忆，阿廖沙（阿列克谢的昵称）去找过他父亲，但父亲不想见他。直到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去世后，情况才发生变化。
有平民生活经验的贵族
问：《金钥匙》是写给孩子们的童话还是对白银时代，尤其是布洛克、别雷、沃洛申及其他象征派作家的模仿？
答：当然，两者都有，这是它的成功之处。孩子们喜欢，成年人也觉得有趣，有值得思考的东西。托尔斯泰与20世纪初那个美妙时代有着复杂的关系，他在这部最著名、堪称不朽的作品中机智大胆地玩弄了一把。里面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文学猜想，比如谁是布拉蒂诺，谁是皮埃罗，谁是马尔维娜，谁是木偶戏团老板卡拉巴斯-巴拉巴斯。例如，通常认为，老板的原型是导演梅耶霍尔德，而卡洛老爹指的是卡尔·马克思。围绕布拉蒂诺的长鼻子也制造出大量诙谐生动的段子，像愚人国等。
问：他并非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伯爵称号和姓氏。但这是为什么？这对他的文学生涯助了一臂之力，还是造成严重困扰，尤其是在苏联。
答：首先，他非常以此为傲。爵位和姓氏为他打开了一扇方便大门，使他成为关注的焦点，即使在苏联时期，他也总爱强调，与肖洛霍夫、爱伦堡、法捷耶夫不同，“我是一名伯爵”。其次，在俄国没有哪位伯爵在童年过的是平民生活，这种生活经历让他看到了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从没有哪个庄稼汉跨入贵族的行列。简直就像棋盘上的棋子“兵”一下子变成了“后”。如此颠覆性的跃升对作家托尔斯泰助益非常大。这也宣告这位炫目人物来头不小。
问：这也引发了铺天盖地的“非法出生”的谣言。与他同时代的人拒绝承认他的伯爵身份，而且为何伊万·蒲宁如此刻薄和嫉妒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我指的是他在流亡期间写的随笔《第三个托尔斯泰》。对于这位作家，还是伯爵，而且还有这样一个姓氏，在革命前的俄国和苏维埃政权时期都曾声名显赫，是否有一种嫉妒的成分？就像常言所说的，“一夜暴富”。
答：我不太认同蒲宁对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态度很差这种说法。你可以比较一下他写的关于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布洛克的文章，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恶意！《第三个托尔斯泰》在我看来，是一篇充满了宽容体恤的回忆录，蒲宁的愤怒，对托尔斯泰的反感，其标志性的脾气，似乎在这个人物的魅力面前融化了，消失了。蒲宁有嫉妒吗？如果有，那多半同托尔斯泰的生活能力、处事能力、逢凶化吉的能力有关，而不是因为文学天赋，蒲宁承认他的这种天分，但仍认为自己更高一筹。好吧，也许对伯爵的头衔有些嫉妒。至于别人拒绝承认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伯爵身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个真正的伯爵怎么能完成如此华丽的逆袭，直接切换到红色的一面。把这归之为“非法出生”是一种最简单的办法。
流亡期间创作杰出作品
问：你如何看待由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编辑的在柏林出版的流亡者报纸《前夜报》？据说这是由苏俄资助的布尔什维克项目，目的是瓦解海外流亡者。就连1920年代几乎也在流亡的高尔基对这份报纸也很鄙视。
答：是的，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项目，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战争结束了，这个年轻的国家需要专家。《前夜报》是出于宣传目的创办的，目的是为了在流亡者中塑造苏俄的正面形象，并号召流亡者返回自己的祖国。但托尔斯泰并没有为此感到尴尬。他有自己的目标——统一分裂的俄罗斯文学。他想成为统治者和流亡者之间的桥梁。
但他未能得偿所愿。问题不在克里姆林宫，而在巴黎。正是沙俄的流亡者威胁要抵制那些接受苏维埃政权“嗟来之食”的人。顺便说一下，诗人瓦列里·布留索夫的情人尼娜·彼得罗夫斯卡娅因而悲惨地送了命。她去《前夜报》上班，遭到抵制，因而自杀。然而，仅凭《前夜报》发掘了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就可以说这份报纸意义非凡。
问：革命前，托尔斯泰并不算非常耀眼的小说家，更多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剧作家和一战期间的一名战地记者。但在流亡期间，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横空出世！三部曲《苦难历程》的第一部《两姐妹》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一部分，《尼基塔的童年》与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高尔基的《童年》以及伊万·什梅廖夫的《上帝的夏天》齐名。《阿艾里塔》是一部有趣的科幻小说。这是何等的跨度，何等的艺术天赋！
答：托尔斯泰早期的小说作品也不容低估。是的，他没有成为诗人，但他革命前的小说，比如《伏尔加河左岸》《跛脚的老爷》《图列涅瓦的一周》这些都是一流的。
至于他自己称，如果没有革命，等待他的将是波塔片科这类中庸小说家的命运，这又另当别论。革命给了他苏俄道路主题，苏俄时代主题——现在、过去和未来。但你是对的：他突破了写作天赋的边际。社会心理、历史、政治、奇幻、纪录片、冒险、童话、政论、戏剧……样样精通，天赋被随意差遣，忠实服务于主人，从不让他失望。
问：他于1929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彼得大帝》，卫国战争期间也笔耕不辍，一直写到1945年去世。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曾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但他未能做到。但“红色伯爵”做到了，很了不起！但他没有写完，没能描述彼得大帝的丰功伟绩。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部小说是对斯大林的颂扬。目的是为了证明，为了崇高的国家目标，手段、暴力、暴政、对臣民的残忍都是正当的。这是真的吗？
答：把斯大林同彼得相提并论，这很难让人认同。为什么没写完《彼得大帝》？因为他不喜欢描述衰老、死亡。彼得处于鼎盛时期对他很重要。他接受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他没有对其做出道德评判。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成功还是失败。彼得大帝是一个胜利者，因此对他来说弥足珍贵。而胜利的代价对红色伯爵是次要的。他不会为抽象或具体的人道主义而苦恼。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埃菲社华盛顿1月12日刊发题为《罗伯特·许：调查拜登的保守派特别检察官》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12日宣布，任命拥有资深职业履历的保守派法学家罗伯特·许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在总统乔·拜登的私人住宅和办公室发现的机密文件。
在宣布这一任命的新闻发布会上，加兰将许描述为“拥有长期杰出的检察官职业履历”的专家。
在此之前，许一直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执业。他于2017年被时任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提名为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并从2018年开始担任该职，直到2021年辞职。
加兰12日对媒体解释说，许在担任该职期间“处理（司法部）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公职人员腐败的事务，以及其他一些高层事务”。
此前，在2017年至2018年间，他曾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担任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的高级助理。
在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此前担任司法部刑事部门的负责人时，许曾担任过雷的特别助理。
许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在职业生涯早期担任已故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的法律秘书，伦奎斯特由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推举。
带着这样的职业履历，许从现在起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调查一个影响美国现任总统的案件。
在加兰宣布对许的任命之前，白宫和拜登本人承认在他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私人住宅的车库里发现了他担任副总统（2009-2017年）时期的机密文件。
去年11月，律师在华盛顿智库“宾夕法尼亚拜登外交与全球接触中心”的拜登私人办公室内发现一批机密文件。加兰说，该地点“未获得存放机密文件的授权”。
许将负责调查这些文件，他12日承诺将完成这些任务。他表示，将“以公平公正和冷静的方式”执行这项任务。
许在一份声明中承诺：“我希望能迅速详尽地了解事实，不带惧怕或偏袒，我会不负众望。”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3日刊发题为《总统们和他们的检察官》的文章，作者是彼得·贝克。全文摘编如下：
两年前，拜登总统加入了全世界最高端的俱乐部。本周，他又加入了一个不那么高端的俱乐部——在现代，其规模差不多同样庞大。
一位特别检察官被指派调查在拜登家中和私人办公室发现的机密文件。此事使他成为最新一位接受特别检察官调查的椭圆形办公室主人。
具体说，自从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迫使理查德·尼克松辞职的水门事件以来，除了一位总统之外，其他总统都遭遇过这样一位调查人员调查他们或者同僚，唯一的例外是贝拉克·奥巴马。对有些人来说，事实证明了政治伤害不大。但对其他人来说，调查逐渐损耗甚至威胁到他们的总统任期，至少是一段时间。
这些指控包括不道德行为（据说助手在纽约的夜总会吸食可卡因）和更不道德的行为（总统与前实习生的性丑闻），有地缘政治性质的（白宫用武器交换人质，利用所得资助叛军），也有戏剧性的（一位候选人涉嫌与俄罗斯勾结赢得选举胜利）。
多年来，负责审查白宫的特别检察官调查了有关金融腐败、贿赂、以权谋私、兜售好处和向当局撒谎的指控。以下是精挑细选的总结：
杰拉尔德·福特
几乎没有人记得，福特在担任总统期间被控通过密歇根州的一个共和党组织洗钱。时任司法部长爱德华·利维指派水门事件的最后一位特别检察官查尔斯·拉夫展开调查。
理查德·诺顿·史密斯在即将于4月出版的这位总统的新传记《普通人》中写道：“福特只知道他在报纸上读到的或者在电视上看到的，夜复一夜，随着电视台把这一悬疑事件作为晚间新闻的头条，他越来越恼火。”拉夫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行为，在1976年大选前不久为他恢复名誉。
吉米·卡特
两位特别检察官被指派调查卡特的助手使用可卡因的多项指控，其中包括有传闻说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在纽约“54录音室”夜总会彻夜狂欢时吸食可卡因。两位特别检察官结束调查时，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提出指控。
人们说，水门事件后的疯狂是对乔丹这种专横白宫官员的警示。理查德·科恩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他一上来趾高气扬，然后因为装腔作势而被打垮。”后来，乔丹在下届政府中的继任者詹姆斯·贝克三世剪下这篇文章并收藏起来，把这当成一个教训。
罗纳德·里根
里根政府受到超过六位特别检察官的困扰。按照1978年的一项旨在给予他们更多自主权的法律，他们的头衔变成独立检察官。他们调查总统的一些亲信，比如迈克尔·迪弗和埃德温·米斯三世，但并非所有调查都以提出指控告终。被迫辞去劳工部长一职的雷蒙德·多诺万在洗清名誉后有一句名言：“我去哪个办公室恢复我的名誉？”
最严重的丑闻是伊朗门事件。在该事件中，里根向伊朗提供导弹，以换取伊朗帮助争取释放真主党扣押的人质，白宫则利用所得资金资助尼加拉瓜的反共叛乱分子（尽管国会对此是有限制的）。独立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起诉了多名官员，但没有起诉里根本人，国会也反对弹劾。
乔治·H·W·布什
入主白宫时，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副总统的布什仍然在躲避伊朗门的调查，他还指责沃尔什导致他未能连任。在1992年大选前四天，沃尔什发起对里根的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新指控，提到有记录显示，布什长期坚称他对人质交易的内部反对意见不知情的说法站不住脚。
沃尔什的办公室否认有任何政治动机，但这个时机促使布什阵营确信，检察官试图左右选举结果。在输掉选举后，布什最后的行动之一是赦免了温伯格以及沃尔什起诉的另外五人。但在离职前不久，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指派一位独立检察官，调查时任国务卿贝克的助手审查布什的挑战者比尔·克林顿的护照文件是否违反法律。结果没有提出任何指控。
比尔·克林顿
与里根时代一样，克林顿政府出现大量独立检察官，其中许多人都在调查不同的内阁部长是否吃回扣、存在不正当的利益冲突或者对当局撒谎。但最重要的是肯·斯塔尔调查总统涉及的白水土地交易案。
虽然斯塔尔给几个人定了罪，但他最终没有起诉克林顿或者希拉里。但斯塔尔的调查范围扩大到决定总统是否在一桩性骚扰诉讼中作伪证或者妨碍司法，以掩盖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在西翼的幽会。最终，斯塔尔的报告促使众议院共和党人对克林顿进行弹劾，克林顿随后在参议院的审判中被宣告无罪，主要辩护律师是拉夫。
乔治·W·布什
由于人们认为沃尔什和斯塔尔的调查太过分，所以两党都很高兴地在1999年让独立检察官法失了效。但根据司法部的规定，司法部副部长詹姆斯·科米任命了一位特别检察官，调查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围绕布什出兵伊拉克的决定展开的辩论中泄露身份的事件。
特别检察官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从未因身份泄露事件起诉任何人，但他确实认定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刘易斯·“斯库特”·利比在调查期间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布什为利比减刑，但拒绝了切尼提出的彻底赦免他的要求。在作出判决十多年后，唐纳德·特朗普赦免了利比。
贝拉克·奥巴马
奥巴马是“后水门模式”的唯一例外——他在八年任期内从未面对过特别检察官。不过，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一度指派两位美国律师主导对国家安全泄密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深得奥巴马喜爱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卡特赖特将军服罪，承认他在与记者讨论伊朗核计划一事上对联邦调查局撒了谎。奥巴马后来赦免了他。
唐纳德·特朗普
在看到特别检察官是如何给他的多位前任制造麻烦之后，当特朗普得知罗伯特·米勒三世被指派调查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的关系时，跌坐在椅子上。他说：“天啊，太可怕了。我的总统任期完蛋了。”
这项调查消耗了特朗普两年的总统任期。虽然米勒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表明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共谋犯罪，但他指出了10起可能妨碍司法的事件，包括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职。但第二次出任司法部长的威廉·巴尔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而且米勒在国会作证时吞吞吐吐的表现有效消除了此事构成的弹劾威胁。
现在，作为前总统，并且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特朗普面对新的特别检察官，后者正在调查他不当处理机密文件和拒绝归还这些文件的行为，以及他引发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行动。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1月12日刊发题为《活跃在TikTok上的西班牙“网红奶奶”》的文章，作者是埃莱娜·穆尼奥斯。全文摘编如下：
2017年8月底，88岁的《权力的游戏》粉丝瓜达卢佩·菲尼亚纳（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和她的孙女一起观看了这部热播剧的第七季最后一集。在观看过程中，菲尼亚纳不停地评论她在屏幕上看到的剧集情节，而她不知道的是，她的孙女意识到祖母的这股兴奋劲，用手机给她录了一段视频。一位朋友将这段视频上传到了YouTube。“视频得到很多关注，从那以后，我开始录制更多视频。”菲尼亚纳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电话采访时说。她现在已经成为“网红”，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为“龙的祖母”。
五年来，菲尼亚纳不仅成为Instagram和TikTok上的明星（分别拥有约15.9万名和32.2万名粉丝），而且还通过参加人气综艺节目《厨艺大师》一跃成为电视明星。“我做了一些羊乳干酪炸丸子，味道很好。节目组选中了我，不是因为那是我的原创菜，而是因为我做这道菜做得很好。”她详细介绍了节目海选被选中的经历。是的，他们选中了她，而且她后来真的赢得比赛。随后，她出版了一本菜谱，甚至几周前还发布了一部短片。该片由菲尼亚纳本人主演，由贝尔塔·加西亚-拉克特执导，伊莎贝尔·科伊克塞特担任联合制片人之一。
菲尼亚纳是高龄挑战数字鸿沟并在互联网上取得成功的西班牙“网红奶奶”之一。这种类型的网红人物在当今时代被视为一股清新的空气，数以百万计对其内容感兴趣的粉丝清楚地证明，社交媒体的泡沫并非由年轻人独享。
“祖孙搭档”最常见
许多“网红奶奶”的背后是支持她们的孙子或孙女，他们负责录制和发布视频以及管理社交媒体账号。在与寻求同“网红奶奶”合作的品牌方打交道时，他们甚至还会充当经纪人。
玛丽·卡门和她的孙子埃克托尔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网红账号“玛丽·卡门奶奶”背后的二人组，该账号在TikTok上拥有约30.5万名粉丝。“我的孙子学的是电影导演专业，他总是拿着摄像机拍这拍那，录制和制作影片。”82岁的卡门说。她出生在莱昂地区，在巴塞罗那生活了60多年。2020年10月，当TikTok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迅速风靡之际，埃克托尔决定将他多年来拍摄祖母的视频上传到该平台。
我们在卡门和埃克托尔录制的视频中能够感受到日常生活的亲和力。从卡门自己收拾旅行箱到她与姐姐恩卡妮塔的重逢，或者她进行康复治疗，这对祖孙搭档展现了亲密的关系，其中并没有家长式作风的色彩，两人就像一对忘年交。
“我就是视频中那样。视频里的一切，我孙子为我记录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我就是那个样子。而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在视频中，你可以看到我穿着长袍，有时衣冠不整，还会发出尖叫。事实证明，只要做你自己，就可以影响到人们。”卡门表示。
在没有商业策略的情况下，TikTok上的“网红奶奶”们成功吸引了与她们孙辈一样年轻甚至更小的受众。这方面的例子包括93岁的“华金娜奶奶”和92岁的“安东尼娅奶奶”等，这两位高龄老人在社交媒体上拥有数以万计的粉丝（前者在TikTok上约有9万粉丝，后者约有13.2万粉丝）。
账号“好心情”的创建人罗莎·巴列霍和她的孙子克里斯蒂安共同建立了一个超过720万成员的网上社区。“祖孙搭档”模式又一次取得成功：一切都是出于偶然，有一个孙辈在幕后负责打理，内容除了使人开心放松之外没有任何矫揉造作。
“起初，我自己一个人开始制作视频。”克里斯蒂安回忆起他第一次发布与祖母互动的视频的确切日期时说道，“那是2013年1月1日。人们很喜欢那条视频。从那以后，我们俩制作了一个又一个视频，没想到她会变得如此出名。事实上，她是在三四年前才变得这么出名的，也就是在新冠大流行之前，这主要得益于TikTok。”
幕后工作不轻松
所有这些“网红奶奶”都声称将她们在互联网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爱好。“我今年82岁了，我想要的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因为我这一生经历过太多事情，你懂吗？这就像是第二次人生，谁能想到我会在这个年纪出名？”出生在安达卢西亚、近几年一直在略夫雷加特医院疗养的巴列霍说道。
尽管这些网红账号都不是专业媒体项目，但它们背后有很多工作要做：定期制作和发布内容需要付出努力和拿出奉献精神。这些品牌账号，无论是那些针对家庭观众还是那些以年轻观众为目标，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求成为传统网络名人的替代选项。
“实际上所有人都喜欢老年人带来的那种亲切感，因此这类形象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并产生高参与度。这些品牌账号正在寻求的是摆脱与粉丝互动的传统模式，打造创新内容，从而不仅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还能让他们与内容进行互动。”西班牙一家“网红”行业研究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塞尔希奥·巴雷达·科伊说。
享受与粉丝互动
在80岁以后还能找到自己热衷的娱乐活动的老年人并不多，如果这种爱好又能与社交媒体有关，就更不寻常了，因为老年人大多会面临数字鸿沟问题。数据显示，在西班牙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约76%受到数字鸿沟的困扰。能在高龄成为“技术达人”让“网红奶奶”们得以与年轻且要求苛刻的观众（大多数是数字原住民）建立联系，“网红奶奶”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成功，与大部分老年人所处的孤独境地形成鲜明反差。
菲尼亚纳说，和孙辈们一起玩Instagram时，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女孩。她兴奋地说，她最喜欢的是阅读粉丝们从世界各地发来的信息，有来自纽约的、来自新西兰的、来自厄瓜多尔的、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还有一些甚至不知道来自哪里。“他们给我发送了如此美好的信息，我阅读它们时总会忘了时间。我会一一回复信息，对他们表示感谢。”菲尼亚纳说。
在街头散步或逛菜市场时，“网红奶奶”们经常会遇到索要合影和拥抱的粉丝。巴列霍说：“认识我的人很多，孩子和老人都会找我合影。他们会问，‘您就是TikTok上的那个奶奶吧？’”卡门也注意到屏幕之外大众对她的喜爱，她随时准备与粉丝合影。她还记得在马德里发生的一件轶事，“粉丝们在一条大街上拦住我，一拨接一拨地索要合影。在另一条街上，一个金发女孩抱住我，然后哭了起来。我也感动地哭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带着泪水的美妙拥抱”。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1月14日刊发题为《大众汽车哀悼中国市场“建筑师”卡尔·哈恩》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这不是唯一的螺钉，而是一个关键的螺钉：大众汽车在中国的扩张。该公司在中国成为一家全球性集团。这要归功于前首席执行官卡尔·哈恩。他于1月14日去世，享年96岁。
对于中国市场，许多人认为它没有意思，开拓该市场也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大众汽车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中国。当时的负责人就是大众汽车集团时任首席执行官卡尔·哈恩。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有兴趣去那里。”哈恩92岁时对大众汽车集团员工报纸《内幕》说。包括政治家在内的许多人都对这一决定持批评态度，但事态发展证明他是正确的：中国发展成为该公司最重要的单个市场，而哈恩则将大众汽车转变为一家全球性集团。
谁会不记得第一辆桑塔纳呢？那是一辆四四方方的20世纪80年代的汽车，曾被设想成某种高级帕萨特。这款车在欧洲尤其在德国并没有流行起来，但从1983年开始在中国热销。哈恩回忆说：“虽然我们在第一年仅售出5000辆汽车，但几乎一夜之间就占据27%的中国市场份额。”这位大众汽车集团前首席执行官驳斥了来自商界和政界的批评者：“他们都认为我疯了。”一家德国公司的前负责人当着时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面说，哈恩正给共产党人撒下1亿美元。
如今，中国对大众汽车集团的经济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远东国家是大众汽车最重要的市场。2019年初，时任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迪斯宣布中国业务是重中之重。迪斯当时表示：“大众汽车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市场。”
为此，迪斯得到他的前任之一卡尔·哈恩的掌声。哈恩说，尽管大众汽车由于较早进入中国而在那里拥有出色的地位，但必须捍卫这一地位。“在电动汽车方面，中国人领先于世界。”
哈恩于1926年出生于开姆尼茨，1954年在大众汽车开始职业生涯，担任出口推广主管。1959年到1964年，他领导大众汽车美国分部。1965年他回到沃尔夫斯堡，成为集团董事会成员和销售主管。在与当时的大众汽车总裁鲁道夫·莱丁就奥迪的独立性发生分歧后，哈恩离开大众汽车总部，并于1973年接管了汉诺威大陆橡胶厂股份公司。
正如他离开沃尔夫斯堡时一样令人惊讶，他于1982年以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回归。在他的领导下，大众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公司，并开始全球化：1982年进入中国后，1986年兼并西雅特，1989年开始在前东德和东欧开展业务，1991年兼并捷克汽车制造商斯柯达。1992年，哈恩将他的职位移交给后来以“大众汽车教父”出名的费迪南德·皮希。哈恩在1997年之前一直是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成员。
即使在离开大众汽车后，哈恩仍以书籍作家和演说家的身份受到追捧。在已经成为其家乡的沃尔夫斯堡，哈恩是他倡议建立的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他在那里有一间办公室，用来协调他作为一名退休人员却仍拥有的大量日程安排。他书房里的许多照片记录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现已成为英国国王的查尔斯、德国女网名将施特菲·格拉芙、俄罗斯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他都会见过。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香港《亚洲周刊》1月16日刊发题为《新加坡创新奇才沈望傅猝逝》的文章，作者是萧伟基。全文摘编如下：
全球计算机及数码音效领导者、以计算机“声霸卡”引领风潮的新加坡“创新科技”创办人沈望傅于1月4日去世，享年67岁。这位打造世界级新加坡品牌的科技商业奇才猝逝，震惊新加坡各界，也留下包括科技、商业及人文的宝贵遗产。
不断追求创新
沈望傅195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儿时在乡村成长，小时候还帮妈妈沿街卖鸡蛋。他说，在乡村生活的那段日子，让他有无限的空间去犯错、学习和创新。在新加坡完成中学教育后，他进入义安理工学院就读，获得电机与电子工程文凭，后来成为新加坡公民。1981年，26岁的沈望傅与朋友以1万新元创业，沈望傅一直贯彻创新理念，思考如何把丰富多彩的声音植入计算机，使人们使用计算机时不再只是听到机器声。创新科技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创造了“声霸卡”，这是划时代的产品，迄今全球销量突破4亿。
沈望傅创办创新科技后，一直担任主席及总裁职务，直到去世。1992年，创新科技成为首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加坡公司，两年后回到新加坡上市。2000年，44岁的沈望傅身家突破10亿新元，成为新加坡最年轻的亿万富豪。
不断追求创新免被淘汰是沈望傅的经商核心思维，也是他毕生志业。他在2018年开创了Super X-Fi技术，把7.1声道空间环绕效果植入耳机，彻底改变整个耳机产业。这项技术在美国消费电子展（CES）上荣获23个奖项，打破单一公司的得奖纪录。创新科技近年持续推动多媒体变革，包括优质无线扬声器、无线耳机、发烧友级扩音器和数码音频转换器、家庭影院等，为消费者带来优质的听觉享受。
在经商40余年的过程中，沈望傅也经历过不少挑战，其中让业界津津乐道的是创新科技在2006年起诉苹果公司侵犯iPod权利，并获得1亿美元的和解金。
自称“三个痴”
作为新加坡传奇企业家，沈望傅留下不少经典语录。
沈望傅建议年轻创业者“精兵简政”，要以很低的成本生存，才能够长久活下去，再找突破的机会。不过，对于已经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创新科技，沈望傅则把产品锁定高价位市场，以摆脱低价市场的红海。
沈望傅自称“三个痴”：科技痴、华文痴和新加坡痴。他醉心于科技创新，所以走上创业之路。至于“华文痴”则是他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痴迷，“因为它就是我们的情景、历史”，而创新科技早在1982年创业之初就推出市场上第一款商业性中文汉字软件，并在1986年推出Cubic CT多媒体双语计算机。上世纪90年代创新科技推出“汉神”中文软件编辑系统，公司更设有中文软件部专注中文数码教育领域。“新加坡痴”则是他坚持留守狮城，建立新加坡品牌，为岛国培养科技与营销人才。
沈望傅不只是“科技痴”，也醉心于文化艺术，他生前对新加坡文化艺术和幼儿教育的发展作出不少贡献。他在2006年宣布捐出200万股创新科技股权（价值约为2000万新元）成立“郭宝昆基金”和“沈望傅基金”，专注于培养表演艺术人才。沈望傅也把创新科技公司总部变身为数码艺术中心，建了可容纳2000人的露天剧场，多次举办“大家唱”活动。
沈望傅也爱跑步，喜欢在深夜里独自慢跑，因为这么做可以让他得到灵感。沈望傅灵堂照就用了他2009年参加渣打银行新加坡马拉松赛时的冲线照，并配上唐代诗人贾岛《剑客》里的诗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讣闻则配上苏东坡诗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也反映了沈望傅精彩的一生。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1月13日刊发题为《只有15%的青少年没有手机：“当孩子们有时间感到无聊时，他们就会创造”》的文章，作者是奥尔加·圣马丁。全文摘编如下：
博尔哈和佩佩只有12岁和13岁，但他们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加夫列尔（16岁）正在写一本非虚构类书籍，并成立了一个手工艺作坊来修理家里坏掉的东西。胡安（12岁）在画田野笔记，而且他会辨别鸟类的叫声。阿尔穆德娜（12岁）唱咏叹调，并正在创作一部音乐剧。巴勃罗（11岁）随同他所属的摇滚乐队一起举办音乐会，而且他对历史充满热情。
这六个孩子将课余时间用在创造角色、下田野、阅读、画漫画和与家人一起看电影上。他们没有手机，也不使用社交媒体。他们几乎是各自班上唯一不接触新技术的人，是与统计数据相逆的少数派。 根据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和巴里埃基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学生获得第一部智能手机的平均年龄是11.41岁，正好是上中学之前。国家统计局补充说，85%的12岁至14岁青少年拥有自己的手机，而当年龄达到15岁时，拥有手机的比例上升到95%。
博尔哈的母亲伊莎贝尔·阿尔达农多认为：“当孩子们感到无聊时，他们就会创造。有了手机，他们就不再这样做了。手机的使用需要自控，但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难做到。”
博尔哈和佩佩是小说《英雄之伤》的作者，他们为这部小说发明了一套自己的语言——“古帝国语”，一种半精灵半人类的方言。这两名同班同学从上个学年开始写小说，他们在课间休息时整理架构，然后各自在家写一章，以便之后见面交流并修改。
加夫列尔也写作。他有一些短篇小说，并且正在写一本非虚构类书籍。不过他也钓鱼、骑自行车、集邮、弹吉他、射箭和登山。他用自己做的刀砍柴。他还建立了自己的手工艺作坊。“他是解决方案的发明家。”他的母亲卡特琳·勒屈耶说。
12岁的阿尔穆德娜来自马德里，她正和同学们一起创作一部音乐剧，他们将在结业时首演该剧。“这是一部喜剧。我们将这部音乐剧分为10场，每场都有自己的音乐和唱词。”
阿尔穆德娜3岁开始弹钢琴，4岁开始上音乐理论课。她还是一个合唱团的成员，演唱咏叹调和歌剧。
胡安来到山上，坐在一截树根上，然后画下他看到的东西。他最喜欢知更鸟，他会辨别鸟类的鸣叫声。长大后，他想成为一名环保普及者。如果没实现，那就当作家。他写故事、记日记、画漫画。疫情期间，他制作了一本百科全书。
巴勃罗参加了一个摇滚乐队，他随乐队举办音乐会，并每周参加3次手球训练（他是球队队长）。他还阅读历史书籍，并用他的玩具模型重现战争场景。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德国《时代》周报网站1月5日刊发题为《她只想滑雪》的文章，作者是托马斯·普尔施克。全文摘编如下：
在她70岁生日的时候，罗西·米特迈尔告诉我们，她父母的家里仍有一个放满信件和包裹的房间。在1976年冬奥会上大获全胜之后仅一个月内，她就收到超过2.7万封信。有一次，她甚至收到了一个路牌，上面写着“罗西·米特迈尔街”。在她最受欢迎的时候，她的父母不得不搬到牧场房子的二楼居住，因为太多好奇的人会通过一楼的窗户往里看。即使在她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也几乎没有哪位德国女运动员比她更受欢迎。
这不仅是因为她取得的成功，也是因为她的个性。米特迈尔非常朴实、自然、轻松、开朗。最重要的是，她不仅是一个明星，而且还是一个榜样——这两者如今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她在1976年退役后不久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的几句话或许是她对自己的最好总结：“我是一个偶像吗？这是个很宏大的词。在体育方面，也许我是某些人的偶像——但从根本上讲，我并没有取得多么伟大的成就。我没有发明什么新药物或类似的东西。我只是享受这一切，现在也一样。当我还参赛时，我对山地有了全方位的了解；今天，在新的工作中，我也可以去汉堡、柏林和纽约——我觉得这很好。但我还是很惊讶地看到，所有人都是为我而来——因为我这个小人物！”
罗西·米特迈尔，这个小人物，从不把自己看得很重。她不需要周围的喧嚣和热闹。但这似乎并不让她恼火，而是让她感到有趣。她只想做给她带来最大乐趣的事：滑雪。她三岁时初次站上滑雪板。她在基姆高尔山的一个牧场长大，她的父母在那里经营一家带滑雪学校的旅馆。她的父亲是一名滑雪教练，很早就培养三个女儿从事滑雪运动。1967年，米特迈尔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她后来总共赢得10次世界杯冠军。
在1976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上，米特迈尔在高山速降和回转项目上夺得两枚金牌，并在大回转比赛中获得银牌，成为本届奥运会的滑雪女王——“金罗西”。在1976年赢得世界杯总冠军后，她于1976年5月结束了自己的滑雪职业生涯——在巅峰期退役，这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能做到的。同年，她被评为德国年度最佳女运动员。2006年，她成为第一位入选新成立的德国体育名人堂的冬季项目女运动员。
这些词条背后是一位给周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而且不仅是在滑雪领域。来自加米施地区的德国前花样滑冰运动员、1964年冬奥会参赛选手泽普·舍恩梅茨勒说：“罗西很朴实、异常谦虚，在她取得最重大体育成就的时刻依旧毫不做作，令人喜爱。”舍恩梅茨勒作为摄影师和运动科学家参加了1976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
稍微了解米特迈尔的人都知道，她不喜欢聚光灯，更喜欢照顾家庭、房子和花园。年轻一代对她的认知更多的是前滑雪运动员、世界杯奖牌得主费利克斯·诺伊罗伊特的母亲，了解她的渠道则主要是她和丈夫一起参加的公共电视台的娱乐和问答节目。
米特迈尔这些年来还参与了许多社会项目。她是德国儿童风湿病基金会赞助人，也支持救盲行动。因此我们可以说，她在1976年许下的愿望已经实现：“我希望以后走在赖特因温克尔时，人们会对我说‘你好，罗西’，而不是在背后悄声说‘看，米特迈尔’！”
2023年1月4日，在经历了严重的癌症后，米特迈尔在家人的陪伴下在加米施-帕滕基兴离世。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当核糖体读取基因时，终止密码子充当了标点符号，告诉核糖体何时停止蛋白质的合成。但在一些原生动物门的生物中，构成终止密码子的碱基序列也可以对氨基酸进行编码，这取决于密码子在信使核糖核酸里的位置。在本周的杂志中，研究人员揭示了这些生物体如何识别这些密码子：何时应被解读为编码指令、何时应被解读为终止指令。研究人员关注的是一种以前没有被描述过的单细胞锥虫类寄生虫。他们发现，它的转运核糖核酸分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核糖体能够将终止密码子读取为氨基酸，从而产生完整长度的蛋白质。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2月初达到最大亮度的C/2022 E3彗星是本年度的天体“明星”，不仅是因为它呈翡翠绿色，还因为它5万年才靠近地球一次。上一次它来时，行走在地球上的还是尼安德特人。下一次它再来时，我们将解决一些大问题，比如拯救气候、养活100亿人口。我们的后人可能是从火星观看它，那里已经变成一个类似地球的新家，拥有空气和肥沃的土壤。5万年的进化将把人类变成什么？或许是怪异的太空生物，拥有能抵御辐射和真空的皮肤和直接从太阳吸收能量的鳍。或者，我们已经把思想转移到机器上，融合成散布在恒星之间的元智能。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近年来，自由派人士称赞德国是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它创造了欧洲最成功的经济，在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接纳了数百万难民。乌克兰战争是欧盟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然而，德国没有表现出领导力。正如评论员所言，德国“在国际冲突中保持骑墙态度的历史由来已久……这不仅是一种政治偏好，更是一种商业模式”。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可向德国学习的，只是那些过于崇尚德国模式的人常常忽视了它的弊端。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文/张达聪
新春佳节是我儿时最翘首以盼的欢乐时光，不仅能吃到平时不敢奢望的佳肴年货，还可难得地新袍加身，光鲜亮相，在小伙伴中喜洋洋地招摇一番。
同属工薪阶层的父母养育了六个子女，由于收入有限，须精打细算度日，子女所穿衣服皆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惯例。我因为居中，衣服很自然都是哥姐穿不下的“古董”，懂事的我还为能替父母节省开支而欣慰。
为节省铜板，即便我哥姐所穿衣物也非商店新款式，而是由母亲亲手缝制的“山寨版”。每当春节将临，母亲会郑重承诺给我们每人做一件新衣，让我们穿上后体面过年。母亲的豁达和爱心，使我们小孩子在过大年时多少能够“旧貌换新颜”，也使我愈加倾心，企盼春节早日到来。
那时几乎所有人都穿笨重的大棉袄。为保护棉袄，母亲会在节前给我们做新的棉袄罩衫，用的是好布料，一则坚固耐洗，二则挺括耐皱。为赶在节前完工，母亲下班后和星期天都不停地忙碌，脖子上常挂着一条皮尺，在平铺于八仙桌的布料上按纸样画线，然后用剪刀剪裁，颇像曾经来家里帮忙指导的老裁缝一样。
最后的工序是在家里的蝴蝶牌缝纫机上不停地用脚踩踏板，用镊子把两块衣片紧紧夹住，小心地从缝纫机针眼下缓慢移动，逐渐缝制为成衣。由于母亲双眼已近老花，她让我做她的帮手给缝纫机穿针引线，这对我来说自是轻易之举。我那时暗自纳闷，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母亲做不到？未曾料想，如今本人也老眼昏花，非得靠子女才能把棉线穿进细小的缝针孔眼，真是岁月如飞，年龄不饶人。
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春节前夕，我因羡慕有大衣穿、看上去风度翩翩的邻居朋友，悄声向母亲吐露了也想有一件风雪大衣的愿望，我称之为风衣。当母亲的自然理解儿子的心情，千方百计满足我的要求，她买了风衣纸样，又去布料店买了淡灰色卡其布，正是我向往的颜色。风衣的衬里用一种毛茸茸的骆驼绒做保温层。经过母亲的辛勤劳作，我终于有了自己长过膝盖的风衣。
之后我进厂当学徒，终能积攒些私房钱，给自己添置新装，而且不必非等春节才更新换代。尽管如此，我还是习惯在节日期间购买新衣，脑子深藏的显然是新年新衣新气象的公式。
就我而言，春节与美食以及新衣环环紧扣的概念依然根深蒂固，慈母大人当年为我缝制的外套和风衣虽已不复存在，但她的手中线和慢针细活的辛劳形象，却长留我这游子心间。（美国《世界日报》网站1月23日文章，原题为《新年新衣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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